Simone如何看待历史上的"逃港"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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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要逃港？这个问题，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，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。
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贫穷和饥荒。
1957年，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。
宝安县委通过《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》，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，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%；社外农民不准开荒，不准弃农经商，“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”；“男全劳动力”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；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，都要报告 ... ，然后收为国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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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59年，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。
一份资料显示，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.58亿斤，比1958年减产15.71%。
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，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.25亿斤粮食，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。
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，那个时候，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，就连青菜都很罕见。
为了缓解饥饿，他曾经吃过蕉渣、禾秆、木瓜皮、番薯藤，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。
当时，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，大约在7角钱左右，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，平均为70港币，两者间悬殊近100倍。
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对面8分钱”（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）。
政 治上的迫 害，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。
196 6年“文 革”开始后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 ... 。
1967年，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，铤而走险，乘船逃往香港。
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，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，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、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。
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，他逃港的原因，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。
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省飘来的气球，气球下方的篮子里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。
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，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。
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，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，就偷偷留了下来。
几天后，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。
围观的人们发现，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，背上出现了“反攻大陆”的字样。
结果，这个原本“根正苗红”的农民，被打成了“美蒋特务”，受到严 酷的迫 害，不得不逃往香港。
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，当地 ... 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。
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，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，宝安县决心在这里“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”，把西坑村建设成“反偷渡的红旗村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