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辞

楚辞

《楚辞》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。“楚辞”之名首见于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。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。其本义，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，以后才成为专称，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。西汉末年，刘向将屈原、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王褒、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、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，计十六篇，定名为《楚辞》。是为总集之祖。后王逸增入己作《九思》，成十七篇。分别是：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九辩》《招魂》《大招》《惜誓》《招隐士》《七谏》《哀时命》《九怀》《九叹》《九思》。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，遂成为后世通行本。

王夫之是明清两代的思想家，他的一生有很多著作流传后世，其中有一本《楚辞通释》可以说是《楚辞》学史的巅峰之作。这本书是王夫之先生研究《楚辞》的重要成果，对整个楚辞研究中地位极为重要。　　

王夫之画照

这本书成书之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，只是作为王夫之先生的著作被保存下来。直到康熙和雍正时期才开始有人研究这本书，最早对这本书进行研究的是游国恩先生，他对王夫之在研究中的很多地方都表示赞同，尤其是对《楚辞》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，而不是附在前人的观点甚是赞赏。

自此之后，对于王夫之先生的这部著作研究的人越来越多，而其中姜亮夫先生的研究非常到位。姜亮夫先生认为王夫之先生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批判，讽刺了权贵和腐败，是一部非常犀利的作品。

而后的金开诚先生也对王夫之的这部作品进行了研究，但是金开诚先生的意见和其他人是不同的。金开诚先生认为王夫之的这部作品并没有人们传说中的那么好，其中还有些观点不是他自己首先提出的，他借用后没有注明出处这点很不好，这对王夫之先生是不认同的。

实际上王夫之先生的研究一改以往的习气，对《楚辞》的研究是非常到位的，同时还对很多地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而这些见解独特新颖，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。至于不认同他，相信在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得到所有人认同的。 ...查看更多

周朝人吃什么

用现代流行语来说，屈原很可能是个吃货。在没有微博的年代，即使在一部神神叨叨的《招魂》里，他也不忘在描述完天堂地狱之后直奔吃的主题：在大米、小米、黄粱等主食之外，肥牛蹄筋又软又香，有酸苦风味调制的吴国羹汤，烧甲鱼、烤羊羔还加上甘蔗汁，醋烹的天鹅、焖野鸡、煎肥雁和鸧鹤，还有卤鸡和炖龟肉汤。而在《大招》里，他还提到了猪肉酱、狗肉干、烤乌鸦、蒸野鸡、煎鲫鱼……

网络配图

但忍住口水：别忘了，那是公元前3世纪。齐桓公征讨山戎带回来的大葱才刚刚以新事物的面孔在流行着，而被称为“南夷之姜”的生姜还是调味品中的非主流，而蒜呢，还要等张骞从西域带回来，胡椒、香菜、茴香、芝麻、辣椒都没有。用膳完毕的屈原想吃一盘水果：然而，西瓜、葡萄、香蕉都没有、就连最常见的苹果也没有，吃货屈原只好拿着两颗酸酸的李子，蹲在一边的墙角：因为那时还没有凳子。

如果要在3000年以前的周朝拍一部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很可能单是《主食的故事》就没什么好说的。那个时候，小麦还是稀有品，相当于洋快餐。在《诗经》里，对于这种外来物种，人们如此写道：“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。(伟大的上苍赐给我们来(小麦)和牟(大麦)，叫我们进行繁育。)”可见，小麦和大麦在周朝人眼中，是外来的额外赠许。

周朝人吃的主食是小米(稷)和黍，黍到现在已经不再重要，但在东汉的时候还是好东西，庐江太守范式曾经杀鸡煮黍善待其好友张劭，而唐朝大龄文艺青年孟浩然一句“故人具鸡黍”，令吃它的人变得特别有复古范。

所谓的“五谷丰登”里，除了黍和稷起源于黄河流域，稻、麦(小麦)和菽(大豆)三种里，水稻是南方百越族先民的功绩，而小麦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创造，大豆则是山戎的手笔，因为古时大豆称“戎菽”，名字上面就已刻上民族的标记。

山戎是匈奴的一支，春秋时期，山戎活跃于河北的北部，曾对燕、齐等国构成严重威胁。西周初年，“戎菽”是山戎给予周王朝的贡品，可见当时大豆还没被普及。直到春秋初年，齐桓公北伐山戎，“戎菽”和大葱(当时称为冬葱)被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原。“戎菽”很容易栽培，迅速推广，战国前后与粟并列成为中原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，但身在南方的屈原似乎对它忽略无视。

大豆的油脂含量高，但人们似乎也对它熟视无睹，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喜欢动物油。就连批评苛政的时候，也要用到“搜刮民脂民膏”，“膏”在汉字里最初单指猪油，而“脂”在古汉语中专指牛羊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魏晋南北朝之前，国人不吃羊肉，对牛肉兴趣也不算太大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，对中原人的饮食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，羊肉成了肉类第一原料，涮羊肉这一北京名菜，似乎归根于多年后蒙古人的大力推广，而那时狗肉才是王道，樊哙即是狗屠，东汉末年的外戚大将军何进，也是杀狗的好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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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楚辞》较早就流传海外，特别是在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“儒学—中华文化圈”。至1581年（万历九年），利玛窦来华，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，《楚辞》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，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《楚辞》。据粗略统计，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，其中包括《楚辞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