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评价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？

如何评价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？

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是千古名篇，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针对康有为、梁启超，尤其是康有为提出的所谓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悖离纲常和名教，最为士大夫所不能容。所以《劝学篇》大概有两层的意义在里面：一层是正纲常、翼名教、敦教化、正风俗，其核心是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源，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制度；还有一层就是学术上的意义，尤其是版本目录学上的意义，他将中学分为经史子集等几个部分。

其具体内容如下：

内篇九：曰同心，明保国、保教、保种为一义，手足利则头目原，血气盛则心志刚，贤才众多，国势自昌也；曰教忠，陈述本朝德泽深厚，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，以保国也，曰明纲，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，礼政之原本，人禽之大防，以保教也：曰知类，闵神明之胄裔，无沦胥以亡，以保种也；曰宗经，周秦诸子，瑜不掩瑕，取节则可，破道勿听，必折衷於圣也；曰正权，辨上下，定民志，斥民权之乱政也；曰循序，先入者为主，讲西学必先通中学，乃不忘其祖也，曰守约，喜新者甘，好古者苦，欲存中学，宜治要而约取也；曰去毒，洋药涤染，我民斯活，绝之使无萌拚也。

外篇十五：曰益智，昧者来攻，迷者有凶也；曰游学，明时势，长志气，扩见闻，增才智，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；曰设学，广立学堂，储为时用，为习帖括者击蒙也，曰学制，西国之强，强以学校，师有定程，弟有适从，授方任能，皆出其中，我宜择善而从也；曰广译，从西师之益有限，译西书之益无方也：曰阅报，眉睫难见，苦药难尝，知内弊而速去，知外患而豫防也；曰变法，专已袭常，不能自存也；曰变科举，所习所用，事必相因也；曰农工商学，保民在养，养民在教，教农工商，利乃可兴也；曰兵学，教士卒不如教将领，教兵易练，教将难成也；曰矿学，兴地利也；曰铁路，通血气也，曰会通，知西学之精意，通於中学，以晓固蔽也；曰非弭兵，恶教逸欲而自毙也，曰非攻教，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。

二十四篇之义，括之以五知：一知耻，耻不如日本，耻不如土耳其，耻不如暹罗，耻不如古巴，二知惧，惧为印度，惧为越南缅甸朝鲜，惧为为埃及，惧波兰，三知变，不变其习不能变法，不变其法不能变器：四知要，中学考古非要，致用为要，西学亦有别，西艺非要，西政为要，五知本，在海外不忘国，见异俗不忘亲，多智巧不忘圣。凡此所说，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。鲁弱国也，哀公问政，而孔子告之曰：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”终之曰：“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兹内篇所言，皆求仁之事也，外篇所言，皆求智求勇之事也。

八个字概括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

有人说，这个中体西用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总纲领。对，也不对。

洋务运动确实坚持了中体西用的原则，只引进技术和器物，不改革政治结构，思想基础。但坚持这一原则的原因并非一开始就有纲领，而是各方博弈结果。

洋务运动实际上是“切香肠”改革，成熟一项，上马一项，批准一项，开展一项。由于清廷内部对洋务运动的阻挠一直没有停止，洋务运动即使是器物变革也不全面不彻底不成功。

洋务运动结束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。至此，洋务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晚清政坛实际上变成了后清流派，维新派和保守派的博弈。

维新派中既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小白，也有刘光第岑春煊这样的实干派，甚至端方恩铭也被当做维新派。可惜，康有为名气太大，把后清流和维新派捆绑在光绪的战车上，一个围园杀后阴谋把他们全部埋葬。

维新变法期间，前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在干什么？他写了《劝学篇》，表明不支持维新变法的态度。

其实不是不支持维新变法，而是不支持康有为和光绪的胡闹。

张之洞的这个态度，其实是地方督抚实权派的老谋深算。这一次，他们不支持康有为胡闹争权的维新变法，也不支持埋葬改革盲目排外的脑残行为。果然，庚子国变中，这些人组织了东南互保。后党和保守派的胡闹被八国联军教训一通。

所以，《劝学篇》既是张之洞老谋深算明哲保身不趟维新浑水的政治敏感，也是有实权有经验的地方督抚对清廷决策不信任的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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